ixen [28]这种实证主义法律观，按照伯尔曼的解读，正是西方法律危机的根源。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是这样，大致可分为礼和刑，所谓治之经，礼与刑。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这些认识反复，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实践的曲折过程，也反映了对法治认识的深化。
第三，私法所保护的是公民或法人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或公共利益。[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6页。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比如，《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国际法对国内法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采纳和转化。
1997年之后，刑法的修订则采用刑法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形式，这对于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使得刑法成为中国各个法律部门中法典化、系统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再次，行政合同，即中国目前使用行政合同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合同、公用征收补偿合同、国家科研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国家订购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计划生育合同等。
[34]该公约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它们都反映了单纯依靠私法调整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完善和不成功，必须加强国家干预，从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更经常地表现在，许多法律文件往往同时包含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中国经济法也是一个庞大的法律部门，共有法律5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25%。
（一）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划分 公法与私法是法律体系，特别是实体法最常见的一种划分。法国在编纂民法典之后几年，又相继制定《民事诉讼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四部法典，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的法律体系。
[5]昂格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国家与社会的逐步近似，公法与私法的逐步混合，导致了法治的解体。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民商法的实质没有变，只不过给私人自治设置了条件。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国际组织、加入国际条约。
二是由于它们在法律体系中的覆盖面，不只是涉及个别法律制度，而具有整体性，能够大致涵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结构变革的范围。而且，现代社会的宪法一般都主张人民主权的原则，作为宪法的这两大组成部分——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说国家机构优先于公民基本权利。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1]这里，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把所有法律部门区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否合理，而是把公法和私法作为分析单元，看它们在不同法律部门中是如何分布的，从而研究各个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没有程序，运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就变得没有约束。就最典型的私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都不是纯粹私的。
前者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后者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第18条规定：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都只不过是经济法或行政法的一个分支，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渗透，公权力与私权利相互影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以至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转化，出现了大量的兼有不同法律部门特点的新领域，兼有几个基本法律部门特点的混合法律部门也出现了，最典型的就是经济法、环境法和社会法。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方面，中国法律变革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种构想打破了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不仅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放在刑事法律体系中，而且将目前属于行政法的禁毒法、监狱法、劳动教养制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经济法的反洗钱法，属于社会法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包括在刑事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同一个法律规定从不同的视角可以作出不同的界定。[27]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渗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法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是国际法的国内化。
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制度、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对庭审方式的改革。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
社会保障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如《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近年来，中国改变过去一味严打的方针，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西方的私法公法化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公法私法分离在前，私法公法化在后。更何况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还会有新的部门产生。
讲法治，就必须讲程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使中国法律体系与世贸组织规则保持一致而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清理亦是典型的国际法国内法的转化形式。[35]法律领域的这些变化不是在封闭的领域中进行，不是法学家在书斋中的创造，而是发生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等一系列变革是出现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社会基础。在传统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之所以被视为公法，主要是因为：第一，它们的主体都包括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
（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以下） [14]参见陈兴良：《减少死罪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光明日报》2010年9月2日，第9版。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国际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因素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
当然，这种计划性不是盲目的，它来源于并且受制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即规范性文件与它的内在结构可能不一致：一个规范性文件可能包含多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一个法律规范的不同部分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
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如何，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发展有什么关系，其中中国的特色在哪里，均是中国法律体系今后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所应该弄清楚的问题。该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程序本身就有实体性的意义，某些程序的瑕疵或程序的违反可能导致行为本身的不成立或者无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方针的同时就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三）中国的公法私法化 所谓公法私法化，即传统上属于公法领域的法律，由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逐渐受到私法的影响，采用私法的运作方式，呈现私法的影子。又会面临新的挑战，即使在别的国度运行再好的规则，由于条件不同，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
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通过问题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纽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书本上的法律是怎样规定和划分的，而在于怎样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虽然历朝历代统治者为准确、有效地执行司法职能，都试图制订诉讼法规，建立和健全诉讼制度，但程序法从来没有从实体法中独立出来，大部分程序法规散见于刑法典，也少有一部分程序法内容见于行政法中。[31]参见朱景文主编：《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章。
[22]所谓刑事一体化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刑事执行法、犯罪预防法和轻微处罚法。但是，实践证明，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期，许多经济关系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因此制定民法典的计划并不现实，后来决定改批发为零售，先制定民法所包含的各个法律，包括《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对外经济合同法》，后来三个合同法合一，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